当代中学生为何哭“范进”？

　　“我们上语文课学《范进中举》了。老师在讲课时，下面就隐隐传出哭泣声，好几个同学和我一样哭了。”这是在沈阳市和平区一所中学就读的初二学生小宇的日记。小宇在日记里写道：“课文里说的那种世态炎凉现实中也存在，周围全是‘胡屠户’这样的人……”（1月12日《成都日报》）
　　
　　《范进中举》出自清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说的是范进大半生穷困潦倒，到54岁才考中秀才。在中举之前，范进穷得揭不开锅，邻里没有一个借米周济他，他地位卑微，受人歧视，岳父胡屠户可以任意辱骂他，而中举之后，范进那已麻木的心灵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刺激，竟然喜极而疯。俄国19世纪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何谓文学创作中的典型？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人物描写：在他身上包括了很多人，包括了那体现同一概念的一整个范畴的人们。”作者吴敬梓就是通过范进这个典型，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以及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
　　
　　那么，身为当代中学生，为一篇300余年前的文章“怆然而涕下”，难道仅仅是“发古人之幽思”不成？显然不是这样。叶圣陶曾有诗云：“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根据文学欣赏理论，如果说文学创作是文学家通过自己独特体验的抒写来传达一种无意识层面的信息，而读者则是靠文学作品这个媒介将他同样具有的这种无意识体验重新唤起。一旦如此，读者其心灵深处压抑许久的这种情绪必然要得到释放。所以，当代中学生学《范进中举》一课“悲从中来”，正是从课文里找到了与自己现实生活相契合的影子。他们所哭的并非“范进”，而是自己。
　　
　　范进中举后变成了疯子、傻子，表面看来是喜剧，本质却是悲剧。把一生浪费在科举考场中，是范进的人生悲剧。把知识分子束缚在科举制度的框架内，扼杀他们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灵魂，又是一个民族的悲剧。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天下读书人放弃真才实学去追求金榜题名及其背后的荣耀。这种情况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几乎所有人都把考大学视为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要被训练成考试机器。至于人格的塑造、学习的乐趣和研究问题的习惯，则很难在教育中体现。即使是所谓素质教育，也要为高考让路。中考、高考一考定终身，甚至一分定终身，中学生患得患失，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不难看到，在那些本该无忧无虑的学子们中间，脖子上挂着从佛教胜地求来的“护身符”的有之，手腕上带着红色“幸运带”的有之，而兴奋剂等药物大行其道，据调查表明，甚至有七成面临高考的中学生愿意以药物副作用来换取高考成绩的提高——这样的“考试机器”与热衷功名、怯懦麻木、迂腐无能的“范进”之辈有什么两样？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科举制度严重扭曲了教育功能，1905年9月被当时的执政者废除。谁料时隔百年、古今相殊，范进，这个为功名利禄而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的殉道者典型形象竟引起了莘莘学子感情上的强烈“共鸣”，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