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冬 绘

    年关将至，各行各业都在清点盘算过去一年的成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要在一定岗位上工作，其完成规定任务和职责的情况就有好坏、高低或优劣之区别。考核的意义就是根据这些区别，通过奖惩来激励和淘汰。客观地说，考核具有必然性。然而就大学人文学科而言，现有的考核模式已经出现异化，难以真正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

    大学人文学科考核的内容一般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教学，二是科研，三是思想品德。教学的考核，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量，一方面是质。在量上，就是每一学年（每一学期）必须完成多少课时量（如6节课/周，有的大学根据职称的不同规定梯级教学量，比如教授4节课/周，副教授6节课/周，讲师8节课/周，助教10节课/周），不到这个工作量要扣钱，到了这个工作量给予基本岗位津贴，超过这个量则得到超课时津贴。

    在质上，教学内容的优劣与效果的好坏，一般采用领导听课评议和学生民主评议两者结合。按其本义来说，教学考核的质，需要考核者以一定数量的听课记录评定被考核者，但是，由于大学没有实行同行听课评议，而主管考核的具体人员又没有可能逐一听课（人员编制不够且对特定专业隔行），因此，大多采用学生评议。但是，学生的评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偏差（比如一个老师如果要求严格，评议一定会低一些），故而现在考核一般仅仅将学生评议作为一种参考。这样，教学考核主要剩下量的评定，从而将大学最基本的“课堂”环节忽视了。

    笔者曾经问过一个毕业班的同学，对什么课程及其内容印象深刻，并由此阅读了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结果，一个46个人的班级，抽问10个人左右，有的人居然将教师与课程弄混淆了，即使能回忆起一两门课程来的，也讲不出什么内容来了，更遑论由此去读别的经典书目。一个学生告诉我说，一名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老师讲得非常好，每次进教室只带一杯水，就滔滔不绝讲完两节课。我要求她说出一个具体的内容，她竟然说记不得内容了。我问她有什么收获，她说老师推荐了一本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书，不过她没有看懂。当大学不能从其最基础的“课堂”环节实现大学的本质时，大学的图书馆就没有体现本质的可能，大学也就没有本质可言。丧失本质的大学，显然是极度的异化。

    与教学考核相比，科研考核显得更为严格、正规。有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表格，规定每一级别的科研分数量，比如发表论文，一般刊物的文章10分/千字，进入CSCI目录的期刊15分/千字，B类刊物20分/千字，A类刊物35分/千字，著作根据不同类型也分成几个等级，头衔、兼职、获奖、课题项目，甚至参加学术会议、受邀参加项目评审等等都根据层次不同给出了一个分数。

    从任何一个大学科研考核的表格看，似乎都让人觉得科研的考核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可是，这些数字化的分数本身，代表着一种违背人文科学本质的技术专制，蕴藏着巨大的问题。首先，人文学术论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的展开方式对别的思想或精神展开所能产生的启发力。一篇学术论文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与这些分数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二，考核者假定好的论文一定发表在级别高的刊物，这个假定具有双重错误：一方面，一篇学术论文之所以出现在了某一权威刊物上，就我们目前的大多数情况而言，并非由该论文自身的本质意义决定的；另一方面，级别高的刊物并不一定就能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因为现在所谓的刊物级别，在某种程度上依然还是行政权力级别的投射。

    相对而言，思想品德考核似乎没有加以评定的具体根据。不过，在大学考核的抽象规定中，思想、道德等等问题可以被转化为：支持还是否定领导。这样的转化，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有着深厚的传统。笔者听说，一些大学的学者型领导说，思想品德考核在今天已经具有了量化的可能，比如上课的迟到、早退，学院开会的出勤率等等，都可以量化。然而如此量化，真的能衡量教师的思想品德吗？

    在当前大学自身本质已经出现异化的情况下，人文学科的考核也出现种种偏差，难以达到原有的目的，更有可能异化、扭曲了人文科学的精神，这应当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