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陶行知　徽州文化　故乡情

       陶行知(1891~1946)是享誉世界的人民教育家，是徽州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徽州故乡度过的。但他从1908年17岁时去杭州报考广济医学堂后，就结束了在徽州的读书生活，仅在1911年辛亥爆发后从金陵大学休学半年回徽州一次，作为新选参议会秘书参与了政治活动，并参加了屯溪阳湖余家在辛亥革命地方起义。从1911年到1946年的35里，陶行知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徽州。然而故乡时时在梦中，1945年8月16日，他在给夫人吴树琴的信中写道：“日本是真的投降了，同游黄山之梦大概半年以同何以做到吧。”陶行知没有上过黄山，曾登泰山里感慨万端，“小年生长黄山边，足迹未到黄山前。……三十六峰似曾到，峰峰与结攀中缘”，想念“归老黄山终有日”。直至逝世前几个月的146年3月31日，陶行知还写下《题在渝亲友合照》一诗，诗日：“万里长江水，何处觅归舟？他乡同作客，一心念溪头。”我们说，尽管陶行知55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故乡生活不到20年，但故乡对陶行知的影响是很大的，陶行知对故乡也是十分牵挂的，本试图对此作点粗浅分析。

       一、平民意识的孕育：陶行知在徽州故乡的生活和求学

       陶行知小名和尚，学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陶位朝，字笑山，号槐卿，初通文字，为人老实。陶行知祖上本有一些田产，至陶父时只剩一亩一分田；原来在休宁万安镇上还开过一爿叫“亨达官”的酱园店，因营业萧条，陶父已将它顶给一个姓曹的新戚了。陶行知出生时，陶父已在家中务农，他不善家事，田地又少，靠种瓜菜、卖酱油、砍些火度日。陶母曹翠仂因家境困难，在歙县场面人教会办的崇一学堂帮佣，既要负责炊事，又要做清扫等杂差，终日忙碌不停。陶行知有一姐一妹，姐宝珠早夭，妹文少小行知四岁，一道长大。这个家庭中还有陶行知年迈的祖母。五口之家，生活清贫。陶父曾一度谋得万安镇“册书”(管理田赋文书)，但不到两年又二次归田，且染上了不良嗜好，家庭经济日益困难。

       陶行知孩童时期就表现出聪颖的天性。他常去邻村叶家厅堂游玩，看到对联字画，就用竹条在泥地上描摹。到了读书的年纪，孤家却无力交纳学费，幸好有位方庶或秀才在附近蒙馆教书，喜爱聪明好学的陶行知，愿意免费收为学生。 这样、六岁的陶行知得到了启蒙教育，方庶咸也由此成为陶行知人生路上的第一位恩师。九岁时，陶行知随交一到休宁万安，外婆见其聪明伶俐，把他留下送到吴尔宽先生的经馆伴读，这才正式入学。

       徽州教育素称发达，唐宁以降，书院、社学、私学遍布城张。私学又称私塾，分蒙馆和经馆两面级。蒙馆专为幼童开蒙，进行启蒙教育，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经常的功课是上书、背书，读一本背一本，到年底刚一本一本从背。其次是写字，从描红到临帖，天天要练。陶行知后来果然练出了一笔好书法。启蒙教育完毕之后便进入经馆，读《四书》、《五经》以及“时文”，“制艺”(入股文)，这时塾师便要开讲，并教学生对对子，做诗做文。名塾师则注重引导学生自学，启发诱导，往往引而不发， 使其自思，还提倡质疑问题。陶行知聪颖过人，由蒙锭而经馆，且吴尔宽先生又是前清秀才，所以学得十分批实，级用45分钟将43行《左传》熟读记诵。

       如果说六岁进蒙馆、九岁进经馆时陶行知尚少不更事，难以理解品味生活的艰辛，那么11岁那年随父亲由万安解职二次归田而失学时，好学的陶行知一定遭受了不了的打击。父母既无力供陶行知上学，又不忍耽误儿子一辈子，为此托人介绍陶行知到城内程朗斋门下，半工半读继续学业。10多岁的孩子每天砍一担柴，挑到城内去卖掉再上下班学，每天往返20里，就这样学完了《四书》、《五经》。这时的陶行知已深知读收会地穷孩子是多海参不易，学习尤为刻苦自觉。他听说距黄潭源材十五里的小南海航埠头曹家，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前清贡生王藻老生其中在主持学学馆，便慕名前去求习经书，感动了王老先生，免费让其伴读。陶行知不辞辛苦，每隔两三天步行去问学。如遇先生讲课，懂事的陶行知便静候在厅外，就是雨雪天也是如此。人们为此称赞陶行知是“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

       少年陶行知迫于生活不能一心读书，必须经常参加劳动。有时替父亲挑瓜、挑柴进城出售，有时到崇一学堂帮母亲挑水、洗菜。崇一学堂校长、英国人唐进贤，见陶行知举止端庄、勤历发学，允他免费入学。这样，陶行知15岁那年，跨进了崇一学堂。由于基础扎实，入学直接编入二年级各科成绩很快赶上并超过一般同学，两年毕业时已名列第一。在崇一读书期间，陶行知既学现代科学知识，又和丢古典文学，经常借书抄读者。他曾向崇一同学汪采白的父亲汪纪修唐诗选本，在吟诵之中将一部书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还书时纪修先生问陶行知唐朝诗人中最推崇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杜甫、白居易”。并说：“杜诗沉郁有力，多伤时忧国之作；白诗通俗流畅，道了民生疾苦”，后一陶行知成了著名诗人，其风格、内容显然是师承杜、白的。

       1908年春，17岁的陶行知乘船赴杭州报考广济医学堂，自此结束了他在故乡的童少年生活，这种平民生活经历已泞深烙进了陶行各的记忆，影响着他一生的事业和生活。他比重都在实践着崇一学堂读书时立下的誓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个些贡献来”；他时刻提醒自己只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从自己的体验中，陶行知作出结论：“幼年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

       二、扬弃创新的选择：陶行知受微州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陶行知历来反对洋化教育，反地传统教育。但他同时明胡指出：“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工不是反地外来的知识”，“反传统教育也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在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上同样如引。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独特的历史文化，构成了一种独有的社会群体意识。从教育思想中的角度看，最为突出的有二：一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良好风气，所谓“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徽州人读书不以“记诵为能”，而以务实为本，使古徽州弹丸之地、闭塞之区，竟能在相当长的历晚时期内，在哲学、经学、数学、医学、天文、文字、国画、版画、刻书、治印、戏曲、烹饪、建筑、园艺等诸多领域派成家、蜚声全国。徽州成为藏龙卧虎之地，“乱世的世外桃源，治世的人才宝库”。在徽州，既推崇以士入仕，也不鄙以士营商，这种价值观在讲究“刀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确得难得的。

       陶行知从徽州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生于徽州长于徽州，受到生活环境的潜移默化，他的气质中有着徽州文化的明显痕迹，他的思想中贯空着徽州人务实的精神。他重生活又重教育，把教育与生活融而为一的思想，他注重品德修养、躬行践履的良好学我等等，都是徽州人人生哲学的结晶与升华。就连他早年信奉王阳明学说，也是与徽州书字的理学遗风一脉相承的。古徽州书院发达，最著名的两所为崇熹思想的歙县紫阳书院和崇王阳明学说的休宁还古书院，两所书院在明清时期学术思想上对立了一百年。陶行知是在休宁读经馆的，而休宁曾是在徽州历史上“王学”的中心，还古书院就建在万安古城岩。怕以青年陶行知信奉王阳明，不能说与他少年时在休宁读书没有关系。

       徽州文化不仅影响了陶行知的气质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内涵，从而影响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认为中国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杨子、荀子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

       陶行知创造性继承了传统教育的教育内容。我国自孔子以来，都培养智、仁、勇多方面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