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依然不知所措地游离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像一颗尘埃，飘飘荡荡，不知道该栖息何方？你是否还在时时回望，那扇一年前刚刚跨出的校门，来不及回味毕业的感伤，就一头栽进了找不到方向的迷惘？没有人理解你无数次被拒绝的酸楚？没有人愿意倾听你流浪一年的故事？你觉得你对所有人来说都“无所谓”？你当年的那些梦想行将泯灭？谁说你的就业遭遇“无所谓”？

　　地处大学城小谷围的广州大学，三面环水。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大学校园里，明年将有4816名2006届毕业大学生要走出“象牙塔”，走向现实的就业市场。而记者了解到，今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广州大学05届毕业生7月的初次就业率为93.58%，9月的就业率达到94.89%。[ad]
　　近日，广州大学副校长禹奇才就大学生就业问题接受了时报记者的采访。

　　大学教育体制需要改革

　　国外教学大纲中制定的东西比较简单，但是能保证学生都能学会；而我们国家大纲中规定掌握的东西很难，所以学生根本就学不会。这就是我们的教学过分强调了系统性。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之间是否存在脱节？这个脱节有多大？

　　禹奇才（以下简称禹）：这种脱节肯定存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过分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就我们国家的教材和大纲来说，肯定要比西方国家完善，所以我们很多学生留学出去之后反映，国外学的东西比较简单。国外教学大纲中制定的东西比较简单，但是能保证学生都能学会；而我们国家大纲中规定掌握的东西很难，所以学生根本就学不会。这就是我们的教学过分强调了系统性。

　　1998年，教育部进行课程改革，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学校在实施，大部分学校还是抱着原来的陈旧内容。事实上，学那么多，那么全面，并不都有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课程体系还不够灵活。有多少课程是我们自己能够任意开的？思想政治课是教育部规定的，200个课时，比专业课还多。然后，每个专业必须要开设哪些主要的课程，这些都是有要求规定的。真正大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去选择的余地很少。事实上，推行多年的学分制也没有办法实施，因为学分制要选专业，选课程，甚至选老师，但是在那些规定的课程之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选择，学生真正能选修的课程只有10%左右。

　　在这种大学教育体制基础之上，很难抹平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鸿沟。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大学就应该跟着市场转，大学教育应该要和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必须适度，不能完全脱钩，但也不能跟着市场转。有些专业，特别是基础学科，市场需求确实不大。但是我们今天讲，大学是精神殿堂，是社会的良心，要讲思想，讲理论，绝对不能跟着社会的利益取向走。每个走出大学校门的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谋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文底蕴，我们的大学应该有一种引导社会的精神，所以要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又不能太清高。像哲学这种学科，它是一切科学的皇冠，一个人如果学好了哲学，那我相信他别的素养应该也是不错的。但是就哲学这门学科的专业需求，我想肯定不会很多，但是这属于个人修养，哪怕你不学这个专业，你能够有这种素养，对一个健全的人来说也是必需的。

　　大学生较难找到好岗位

　　好的岗位需求有限。虽然人员的流动很频繁，但好的单位有很好的劳动保障机制，如果要解聘一个人就要按工龄1年多发一个月工资，成本还是很大的。

　　记：引起社会关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状，与高校统计出来的较高就业率的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

　　禹：首先，就业形势本身是很严峻的，这是大学扩招带来的难以回避的事实。其次，好的岗位需求有限。虽然人员的流动很频繁，但好的单位有很好的劳动保障机制，如果要解聘一个人就要按工龄1年多发一个月工资，成本还是很大的。比如广州大学可以解聘一个人，但付出的成本太高了，因此都很谨慎。而在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它的人事制度还未真正改革到那一步，不可能把人员推向社会，人员的流动基本上停滞或者比例还很小。第三，大学本身培养的学生并不都是专业人才，大学注重素质教育。学校培养与社会需要还是有一定的脱节。除了一定的专业水平，企业还要求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合作能力、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专业应用能力都要强，但是实际上学生这些方面的培养还是有欠缺。这种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大学生就业难还是相对的，找到高质量的好单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像进入500强企业、考上公务员啊，这些比例还是很低的，但找到一般的工作应该还是比较容易。

　　先就业后择业不等于轻率跳槽

　　我们并不是要去引导学生轻率跳槽。相反，我们会告诉学生，如果你已经签约，那么就应该去履行合同中的承诺，这本身对学生自己也是一种经验积累。

　　记：您对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卖肉这种“人才高消费”特例怎么看？

　　禹：这是不正常的。在我们目前人才培养体制下，虽然说大学生已经很多了，但是还没有多到这种程度。有时候还有很多个人原因，与他个人的性格，选择有很大关系，而并不是他就找不到工作。像陆步轩，你让他干其他工作他还不愿意干呢。当然这种特例也不能用来说明整个社会的问题，毕竟是支流，不能代表我们社会大学生就业的整体方向。

　　记：是不是意味着，现代大学生的个人价值定位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毕业之后就应该受到社会的优待。或许他们更愿意去干一些个人认为能够实现自我的事情？哪怕只是卖肉或者擦鞋？

　　禹：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改变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大部分人，要服务于社会，他的学历并不是问题。作为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比较发达的国家，每一个公民的素质都要求很高。

　　记：学校对学生灌输的“先就业后择业”，会不会对那些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比较清晰的学生产生一种误导？

　　禹：先就业后择业是在教育行政工作中提出来的，有一定的道理。第一，我们很多大学生还不具备规划好一毕业就干什么的前瞻性。第二，我国的就业市场还不是很成熟。国外的大学毕业生一进公司首先就是培训，但是我们的企业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希望，就是毕业生一走出校门进入企业，就能够用。我们讲的先就业后择业，前提是在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单位之前。我们并不是要去引导学生轻率跳槽。相反，我们会告诉学生，如果你已经签约，那么就应该去履行合同中的承诺，这本身对学生自己也是一种经验积累。事实上我们在学生上大一的时候，就会引导学生去设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学校之间攀比并不意味就业率虚高

　　既然是自主就业，那我们的学生可以随时换单位，而不受任何限制，所以不一定被查到的就是虚的。即使是虚的，有些也是无意的。

　　记：您觉得，现在的就业率指挥棒对我们高校的就业工作是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禹：压力肯定是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强调高校的就业率，而我们国家有特别的情况，首先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其次是经济还并不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业的形势又那么严峻，要保持社会的稳定，高校理应承担起部分社会责任。现在教育部的要求是大学生初次就业率要超过70%以上，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争先恐后，展示自己的高就业率，这其中肯定存在一个攀比的心理。当然，这种高就业率也并不说明是虚高，因为现在已经实现了自主就业，哪怕有些学生，我们没法去证实他，但也不一定是假的。既然是自主就业，那我们的学生可以随时换单位，而不受任何限制，所以不一定被查到的就是虚的。即使是虚的，有些也是无意的。

　　记：就业率是否能反映学校和学生的素质？

　　禹：这还是和就业的质量和就业的层次有关系。各个学校都可以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所以说差别就要反映在就业质量上。比如清华98%的就业率和我们广州大学98%的就业率肯定是存在差别的。清华的学生就业质量肯定要高于我们学校。但是不管是清华还是广州大学，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为社会培养有用的，或者说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们说，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都是能够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至于质量的高低，那取决于就业形势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