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写文章的人不少，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书呢。那不计其数的书里，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的。从这个事实上看，不应该说作文难才是。而实际上是大多数学生喊作文难，还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和相当多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写不好文章。显然，作文难的问题不仅在广大学生中存在，而且涉及面很广。张志公老先生于1982年针对这个问题说：“据所知，一些大国都有这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有的国家，这种现象比较厉害，也成为社会上抱怨、忧虑的问题之一。”看来，作文难的问题还是世界性难题之一。
十分明显，一方面是文章多得很，一方面是作文难，这中间似乎像个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来，寻求其中的原因至关重要。
宋朝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据说有人求教他，他回答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后来成了名言。既然成为名言，就意味着人们要学写文章就得“勤读书而多为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学校里也就把多读书做为写好文章的前提，把多读多写做为写好文章的唯一途径。可想而知，那些会写文章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多读多写的感悟中练就的。他们自然也基本上与欧阳修一样，对作文知识也是只能自己会意而不能言传。
后来特别是到了近代，有人认为那名言中的“无它术”太武断，便写出了《?园课蒙草》、《论说入门》之类雏形的作文知识书籍。再后来， “写作基础知识”专著出现了。这时，可以说实际上是否定了“无它术”的提法，对“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自然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但仍被有些人盲目乱用。
“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可谓是古代名家的观点；“写作基础知识”专著可谓前进了一大步。探求作文难的原因，就必须对二者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于前者，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只靠“勤读书而多为之”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并不都十分十美，或者说不少是存在这样那样毛病的。别的不说，就选进中学语文教材的范文中也常见，例如吴敬梓的《范进中举》中的第二自然段，其段首是“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可是接下去的内容与此事无关，是写别的事情去了。这就是毛病，严格地说，是不可以的。通常人们视这样的段首为中心语。再如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本文的(15)与(16)自然段必须调换位置。因为(3)至(14)自然段是列举自由主义各种表现的，(16)自然段是论述自由主义来源的，在逻辑关系上，正与自由主义各种表现相连接，(15)自然段是论述自由主义对组织上的危害的，在逻辑关系上正与(17)自然段论述自由主义对思想上的危害和(18)自然段论述自由主义对政治上的危害相连接。这样一调换位置，其结构才清楚，也就是说，其原文是存在结构混乱的毛病的。在此仅举两例，以示证明。可以说，如果你具有一定的符合文章实际的作文知识水平的话，那你在阅读中就会发现许多问题。当然，这样说也绝不影响我们学习那里的写作技巧等多方面的具体知识。总之，那不计其数的文章中不少是优点和毛病共存，即使那些名著里，也有的是这样。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社会上形成一种势力，什么势力呢？像不允许人们指出名人文章中的毛病似的，似乎有什么法定。这很不好，知识面前最该讲人人平等。这种势力阻碍人们对作文知识的认识，自然也就影响解决作文难的问题。二是要明确只靠“勤读书而多为之”的人，包括像欧阳修这样的名家，他们在作文知识上只有感性认识，而上升不到理性认识，所以只能自己会写，却无能力教给别人。可见古代名家及像古代名家的人，他们在作文知识方面并不“名”。以上是作文难的历史原因。
再来看“写作基础知识”专著，它与欧阳修那句“名言”比较，确是进步了很多。这是必须肯定的，客观上已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与它有关的六方面问题也必须明确：一是它的知识内容在课文教学中有些运用不上，所以课文教学始终与作文教学结合不好，按理说，这是不应该的。二是语文教师指导作文时，常常单讲它里面的有关知识，学生虽然可以听懂，可是作文时也有些运用不上，按理说，这也是不应该的。三是就同一篇文章，张老师可以这样讲、李老师还可以那样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它却约束不了，按理说，这更是不应该的。四是课文中有的实际问题，用它解释不通，按理说，它有直接责任。五是语文教学参考书里确定的教学目的，就是都达到了，也解决不了作文难，按理说，起码它有间接责任。六是学生们急需知道的一些作文知识它那里面没有。“无病不死人”，如果“写作基础知识”专著完全符合文章实际的话，那就不应该出现上述六方面的事实。所以，这六方面的事实就证明了它里面的知识有的不是从文章实际中认识出来的；还有一些作文知识没有认识到。这是作文难的现时原因。
长期以来，这两个原因交织在一起地对现实产生着影响，这影响像病毒一样，致使人们麻木不仁。因此有些人对课文教学的要求则忽而东、忽而西，对作文教学的提法也较混乱，甚至竟有人对中学生提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理论。世界上怎么会有“想怎么的就怎么的”的理论呢？虽然荒唐却影响面很大。也有人对学生写出来的基本成型的文章贬为“老套路”，并且说这“老套路”是传统教育的弊端。既然这样贬低“老套路”，那么“新套路”是什么呢？却无人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实根本不存在“老套路”和“新套路”的问题。他们认为的所谓的“新套路”也是客观早已存在的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都是写文章的“基本规矩”。对这些“基本规矩”还不清楚的人却大谈什么“老套路”，会叫人们怎么想呢？特别是会给学生们造成什么影响呢？还有人说什么“课本之外有万水千山”。其实那是知识的海洋。这个提法无非还是强调通过阅读来提高作文能力。增加阅读量的重要意义是无可非议的，可是语文科应占有的时间允许学生去游那“万水千山”吗？显然，这样提的人一定不知道“课本之内”有什么。不深入研究课本之内有什么，偏强调去“课本之外”是没有道理的。
近些年来，总的看，有些人实际上还是在盲目强调欧阳修的那句“名言”，另外加些脱离实际的见解。看来，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急需明确：一是“勤读书而多为之”与必要的多读多练的区别是什么？前者是“无它术”的并且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后者是在“有它术”的指导下适度的多读多练。二是对中学生多读多练的“度”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从小学到高中，在课堂上听老师讲了几百篇文章，应当涉及的作文知识是很广的，就为学习作文知识方面看，应当承认基本上达到了多读的“度”，从作文的次数上看，因为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和批改中进行的，所以也应当承认基本上达到了多练的“度”。所以效果不佳，这与“度”无关。与什么有关呢？与“写作基础知识”专著，包括大学里的《写作》教材有关，因为那里的知识与文章实际还不完全相符，还不是完全的符合文章实际的作文知识体系。想一想，高中生已听老师讲了那么多文章，又练写了那么多文章，却又不清楚怎样作文，甚至大多数一说作文就头痛，这单从作文知识方面看，那不等于白学白练了吗？这怪谁呢？谁也不怪。这是历史原因和现时原因决定的。显然，上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及其它不正常现象也都是这两个原因决定的。
我在三十来年的苦心探讨和反反复复的实践中，对历史原因和现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中，由于习惯于读哪家书、说哪家话、照哪家之说办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在“写作基础知识”专著的圈子里转，失败的次数记不清了，反正是天天失败，失败了十七八年。这中间的曲折与苦衷一言难尽。后来，联想到数学科的情况：那是老师先讲例题，然后学生做习题，那才是合情合理的。又联想到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中的那个“破”字。有人说“卷之不破，何神之有”，这很有道理。我认定，只有研究清楚“破”字的具体内容，才能把课文讲成作文的例题。那么，如果把作文做为课文的习题的话，该怎么讲课文呢？我本着这个路子研究下去，又研究了十来年。头发白了，心里亮了，结果发现致使学生作文难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古人有些看法是表面的或片面的；二是“写作基础知识”专著中有的理论是错误的；三是有些作文知识未被发现，诸如认识文章的方法有几种；开头部分有几种形式，应具备什么条件；结尾部分有几种形式，有什么功能；结构形文章的中间部分有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基本材料有多少种，各自的本能、效能、是什么；文章中间部分的材料如何表现其功能；不同属性的材料之间存在什么规律性的关系；主题到底是什么地位，它具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怎样解释无开头部分的文章、无结尾部分的文章，以及既无开头部分又无结尾部分的文章；什么是主体材料的连带成分，连带成分有什么实际意义……等。
前两方面的问题导致以讹传讹，这三方面的问题决定人们认识不到语文的科学性。正因为这样，已经出现了“可不考虑语文的科学性”等怪论；正因为这样，有人把极少数没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做为导向；也正因为这样，五花八门的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