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两条和高校教师有关的新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其一是“高校教师”的工资已不动声色地在20年里涨了18倍，他们已经被税务系统界定为高收入个人（9月13日新华社消息）；其二是教师的社会声望跌到了新的谷底，而“高校教师”跌得最狠（9月12日《中国青年报》）。 [ad]
　　如何解读这“一升一降”的现象呢？我的结论也有两条：其一是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一些知识精英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努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方面做得很出色；其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放弃了理想以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担当，蝇营狗苟于个人私利，热衷于充当权贵、富人的帮闲者，在社会公众中完全丧失了道德权威。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理想消失了，热情消失了，只见得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沉沦。

　　我这么说绝不是冤枉他们。即以新华社的报道中提到的那位“北京某高校经济学教授”为例，他在谈到2001年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去宁夏做经济分析报告的收入时，轻描淡写地说：“几万元能入眼吗？费用全包是规矩。”我们在他的身上能看到一点点理想主义者的影子吗？不能！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只嗜血的牛虻，而且紧紧叮在“西部”这头骨瘦如柴的牛的背上。

　　问题的关键在于，像这样的教授不是个别的。在知识界，按名气的大小、头衔的高低，拿不同等级出场费，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普遍现象。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根据特殊客户的特殊需要提供特殊服务：比如法学教授之于“黑老大”刘涌，经济学教授之于顾雏军，等等。法学家们拿了刘涌的钱，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坊间也一直在流传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们拿了顾的钱，包括出场费若干，每个字稿费若干等等。拿了人家的钱，人家要怎样就怎样，也不求真理，不讲尊严了。

　　对权贵和富人是这样的态度，但对下层民众，他们又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脸了。以宏观层面而论，他们很少去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甚至认为所谓“原始积累”的所有血污肮脏都是理所当然的。当被剥夺的民众有所不满时，他们又出来谆谆教导说，这是为了“改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个案而论，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王斌余的案件，网民们都在好奇地打听：法学家在哪里？其实有什么可好奇的呢？王斌余不可能像刘涌那样拍出巨额出场费，谁有闲心去给他制作什么“专家论证书”呢？

　　行文至此，我知道有人一定又要拿出市场经济的大道理来为知识精英们趋势趋利的行为辩护了。但是且慢！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会允许自己的知识精英只充当理性经济人，知识精英作为民族中的先知先觉者，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自己特殊的责任，放弃这种责任就意味着对国家民族的背叛。对于正处于转型期，未来还有许多不确定性的中国来说，知识精英更应该充当瞭望哨和社会良心的角色，更应该跳出自己的“专业”，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他们没有权利只埋头经营自己的蝇头小利。

　　高校教师的这“一升一降”，实在是个不祥之兆。孟子有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国，就是靠“士”这个阶层联系着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而在当代中国，联系上层和下层主要靠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精英，如果这个群体也因为堕落而消失，则国家堪虞，民族堪忧。